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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现存最早的诗歌选本，《诗经》在编选过程与编选主旨的阐释上存在群体化和递补化的特点。在渊源追溯上，以《国秀集》《箧中集》为代表的唐人选本在推崇《诗经》首肇地位的同时，对《诗经》意涵予以解释以阐发选家意识。在论述话语上，以《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为代表的唐人选本通过《诗经》观念衍化出风雅讽兴观，形成对诗人诗歌的系统化评价。在后世批评上，由于《御览诗》在编选方式与编选数量上与《诗经》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后世评价《御览诗》存在赞誉或否定的巨大差异，论争焦点皆围绕《诗经》怨刺观展开。《诗经》对唐人选唐诗观念的多维影响，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士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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