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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与我国法律中其他评估制度相比，体现出更强的国家安全考量并能产生独立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其法律性质并非国家行为或安全审查，仍属具体行政行为。然则，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结论为“最终结论”则造成了理论困惑。解决模式一是将“最终结论”解释为安全评估具有不可诉性，理由是因国家安全例外而成为行政终局行为，但应通过修法或扩张解释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并且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考虑应对动态累计数量情形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予以救济路径。解决模式二是将“最终结论”限缩解释为网信部门的最终结论，相对人可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但现实中有难以逾越的实质性困难。在此模式下，安全评估应免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则基于国家安全不宜审查其实质正当性，但仍可审查其程序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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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