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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创造性地解读了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谜一般的表述——“videre videor”(“在我看来我看到”),用“自身感受”理论突出了感知的根本维度；马礼荣则通过吾身(合一或肉)现象学进一步彰显了这一原初感知的价值，由此，他们都主张把“我思”的确定性还原到这种感受性。通过分析《指导精神的规则》《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和《灵魂的感受》中的相关文本，梳理笛卡尔“思维活动”(cogitatio)概念的由来和发展，可发现笛卡尔在感受性问题上确实推进得非常彻底，即他主张所有思维活动都可以是受动的。但是，单独的感受性或受动性一面有其局限，无法决定“我思”的明见性和确定性；相反，带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的行动理智和受动理智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会更适合解读“我思”之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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