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何指认并未远去的历史,如何疗治切身遭遇的创痛,是新时期之初的写作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班主任》《伤痕》等以轻省、推诿的写作策略与意识形态保持同一步调,为创伤体验的书写建构起合法性的言说空间与书写模式。《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表层异质性之下的审美范式、写作伦理与前者并无二致,他们所试图重返与抵达的,仍然是文学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十七年"。这一时期的创伤书写远未呈现出痛史的真实面向,远未超拔于自在的经验事实,转化为具有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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