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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悄然开启后人类进程,从改变人的"自然"外貌到改变人的"自然"性格起步,克服生物人的局限,使生物人成为技术人,其基本手段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以生物基因为研究对象的基因工程和以人脑为资源开发对象的人工智能,虽为人提供了许多便利,为全球经济复苏开辟了可喜前景,但也给原本不确定的世界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从不同方面强化了全球性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人的存在危机。人工智能的竞相发展,更加突出人机博弈的未来忧虑,其雄心勃勃横扫所有行业,哪怕是白领领域的高端职业者,都将面临技术性失业,"我们能做何事"和"我们有何事可做"将成为后人类进程所有危机中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危机;但更令人忧虑的却是生物工程、基因编辑的自由跨界操作,在深度存在层面打破了生物世界的本体秩序,搅动沉睡的生物世界开启反跨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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