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在“中心—外围”模式的国际货币规则安排下，尤其是在2008年内生性金融危机和外生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中心发达国家频繁调整货币政策，必然会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基于此，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实证检验中心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退出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及其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心发达国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保持一致，但该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中国GDP增速、中国物价的负向溢出效应在中短期更显著，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更大，存在明显的长短期异质性；同时，在疫情时期，该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GDP增速、中国物价的负向溢出强于金融危机时期，而退出货币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冲击异质性。基于此，为有效防御外部输入性风险，提出坚持我国资本账户的渐进式开放路径、高度重视并正确引导心理预期的叠加作用、创新差异化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中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负向溢出等建议。
-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