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传统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孝道”作为象征支配,成为绅权支配的文化粘合剂,联结了“大传统”和“小传统”,即正统伦理观和民间意识形态。“孝道”为绅权支配提供了正统伦理观的支持,也在民间意识形态上为士绅领导权和民众反抗提供支撑。在家产制支配中,赋税甚至“俸禄化”,成为“州县官的银两”,而贡赋制榨取方式却通过民间意识形态得以合理化。象征支配的政治经济学表现为财产关系的“委婉化”。“地主制经济”的道义经济学也将剥削赢利和庇护效忠有机结合起来。民间意识形态的象征支配进一步表现为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二重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