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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阳社与我们社并非某些学人所想的“铁板一块”，且正是由于有着多重差异，才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我们社形成了三股左翼文学力量。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以自办刊物为平台，批评了新月派乃至整个文艺界，但我们社根本没有也不愿“围攻”鲁迅，且其更为注重文艺创作。太阳社“携着”我们社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固然在新文学界内部加重了宗派矛盾和意气之争，但这也逼迫着论争双方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太阳社和我们社的存在意义并不限于“革命文学论争”本身，而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崛起验证了中国左翼文学和文化崛起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左翼文学作为一种“问题”与“方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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