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为重新认识丁玲的“不简单”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日记中的莎菲与记录莎菲日记的丁玲同构,传达出丁玲有关启蒙、革命与女性的复杂态度。莎菲身体上的离家行为呈现出女性心理与启蒙话语的相互碰撞;莎菲情感上的“自由恋爱”则指向“个性解放”等同于绝对“自我”的逻辑悖论。苇弟与凌吉士作为莎菲与丁玲人格的两面,更体现为时代的双重镜像。这些矛盾又复杂的时代特质展现出新文学主体自我的生存困境,反映着五四青年在启蒙话语中的困惑与失落,揭示出新文学西化现代性的最大症结,也为其后知识群体思想的革命转向提供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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