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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贵州建省""改土归流"两个话题,看到中西学者不同的叙事方式:前者正面肯定统一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后者则否。再由此回溯各自的理论:前者持"大中华一体"观,后者则具"边疆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观。进而分析各自理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前者基于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生发出"合"文化性格与和平主义行为倾向;后者孕育于海域间的贸易文明,产生出"分"文化性格与"争斗"行为倾向。最后,从文化神经学角度,分析两者由基因、神经连接等导致的集体主义(互倚型自我)与个体主义(独立型自我)的区别,该差别从生理心理方面强化了中西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