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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门罗主义”解释史与全球传播史的视角来看，梁启超堪称中国“门罗主义”话语研究的先驱者。他在旅日与访美期间深入了解并积极译介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话语，勾勒出从“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到“美洲者美国人之美洲”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演变轨迹，并很早就揭示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中隐藏的侵略意图，将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一起，纳入“灭国新法”覆盖范围。1916年以来，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的短暂的“亲日时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对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认同。一战之后，梁启超在对巴黎和会的评论中进一步揭示了新国际体系与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的关系。梁启超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译介与研究，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与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著述中体现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对于认识当今的全球局势，仍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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