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台湾的影响每以实证的、左翼的方式呈现。朱天文和邱妙津却在1990年代以"手记"为载体,写来她们别样的"同志"恋曲,隐秘地回应了鲁迅在《伤逝》中重点探求的忏悔之情。三位作家以"手记"为枢纽,既各自呈现了"自白"作为一种制度,如何在不同的时空境遇里,发展出或启蒙、或抒情、或挥霍的生命情境和感觉结构,也同时辐辏出一种以微弱本体为特征的文学关系,复杂化了大陆与台湾的文学承续关系,引出以流动为特征的"华语语系鲁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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