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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垄断法》2022年修改时引入了垄断协议的“安全港”制度，但与之前相关指南中已有的“安全港”规定存在冲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欧盟“安全港”制度的错位引入和片面理解。欧盟“安全港”制度与其垄断协议分析模式一脉相承，在垄断协议的“消极效果评估”和“积极效果评估”两个阶段，各存在一个“安全港”,这两个“安全港”的性质分别属于损害排除机制和集体豁免机制。我国现行相关领域反垄断指南与《反垄断法》中的“安全港”,分别借鉴了欧盟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安全港”制度，这是导致制度冲突的重要原因。从实践看，这两种“安全港”制度在我国当前均有引入的必要，但着眼于现行法，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借助《反垄断法》授权其确定“安全港”适用条件的便利，要么直接将转售价格维持排除在“安全港”的适用范围之外，要么为转售价格维持增设额外的适用条件，以更好适用“安全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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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