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汤姆·甘宁(Tom Gunning)、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提出的"新电影史"研究路径为学界研究早期电影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范式。本文旨在利用媒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考察两部中国电影,并借助旺达·斯特劳文(Wanda Strauven)等学者关于"吸引力模式"(The Mode of Attraction)的理论,讨论百余年来中国观众是如何消化和接受这一来自西方的现代媒介,以应对数字媒体时代电影观看方式的革新抑或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