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明清初,南戏《琵琶记》的针线与关目受到了戏曲界的批评与诟病,其中对其批评最严厉的无过于李渔。而毛声山则以评点的方法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回答。从"极情尽致"与"合情合理"两个角度,可以寻找到南戏创作在早期阶段的特点与疏漏,也可以看出戏曲来自于民间又无法完全脱离民间的俗文化品格。对《琵琶记》针线关目的批评揭示了戏曲由社会批评向艺术批评的必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