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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末民初文学对疾病的“再发现”关联着中西医的攻守进退。中西医各不相同的“病”“症”认知，影响了鲁迅对国民精神析微察异的方式。回溯刘鹗、陆士谔、郁闻尧等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通过行医重新发现了“病态”与“病体”。梁启超更是直接提出摒弃中医的“拖延战术”,以西医的峻急“疗法”铲除中国的“病虫”。相关文本掺杂着对中西医攻守的回应，将“疼痛”“畸形”和“残缺”的个体上升为蒙昧落后的国族象征。文学的“诊断”从个体延及群体，为“强国保种”框架内的“改造”叙事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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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