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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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