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1861—1864),曾国藩驻辕安庆,弘扬文治,促成了桐城派的"中兴"之局。在此期间,得益于他的提携与指点,桐城后生萧穆的学术志趣逐渐从古文撰述转变为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此后四十年中,他铭记曾国藩的嘱托,不仅促成了桐城派诸多经典文献的搜辑、编纂与出版,还延续了"道咸之学新"的学术视线,破除汉宋畛域,兼收骈散,呼吁搜辑、保存清代皇室档案及域外汉籍,倡导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萧穆广阔的学术视野与丰硕的编纂实绩,为近代桐城派的开陈出新提供了丰厚的文本基础。出版因素在晚清近代桐城派"中兴"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也应当获得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