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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侍臣”具有“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其理想人选限定于具备儒学修养与知识储备的士人精英，通过发挥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的核心功能，确保皇帝在空间上为儒学意识形态包围与浸透。“侍臣”之制有别于两汉传统，滥觞自汉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士人精英推动的内朝革新。不见于汉代史料的“侍臣”之称，很可能创制于这一过程，并为《献帝起居注》等作品书写和传播。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分别以侍中尚书和散骑之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制度革新成果，并为其后的魏晋王权所继承。所谓“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模式，对此不能进行有效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