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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国维1923年底上溥仪的奏折《论政学疏稿》中认为中国自三代以来只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但在与西方列强通商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从此这个“道”就变成两个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输入中国的天主教一个派别——景教就自称为“道”了，这个传统在元代、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一直延续，到雍正皇帝禁教后天主教才被称为异端和邪教。但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传播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又都被称为“道”了，到王国维那个时代这点几乎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不过，王国维奏折中的“道”，并没有包括天主教、基督教这个道在内。因为，在王国维看来，宗教起源于人性善恶的对立，并无神创造宗教的神圣性可言。他质疑了佛祖与耶稣自身是否得救，还认为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机不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太大，即使一时传入也很难保持影响。但从功能论角度看，他认为宗教是给予下层社会民众慰藉的一种“美术”，仅此而已。此外，王国维认为基督教只能吸引下层民众的态度，并不妨碍他为孩子能到基督教学校深造而欣喜，这和当时许多知识人一样，表现了一方面在“道”的层面排斥西方文明核心价值基督教这一进路，但另一方面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其他方面，例如其先进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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