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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承续了2017年《民法总则》创制的绿色原则，但学界将之或误读为民事权利体系引入限制性环境义务，或误读为环境权进入民法。这是以环境法逻辑替代民法逻辑的结果。由于绿色原则是独立于禁止违法背俗原则的新设原则，逻辑上应适用于合法民事行为的情形；特别是，绿色原则规范采用了“应当”+“有利于”的表述结构，将之与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本质属性相结合，会发现绿色原则其实是服务于法官面对民事合法行为时，在考量传统的人身财产性“请求—抗辩结构”作出裁判抉择前，增加考量双方行为的环保意义，赋予节约资源者、保护环境者额外的请求权或抗辩权。因此，绿色原则实质上是在固有的民法规范结构基础上，增设了一套基于绿色理由的授权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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