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以《南行记》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相比,艾芜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地方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出现了"归来/离去"的写作模式,这一写作模式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从艾芜个人的经历来说,这一时期,他摆脱了早期创作阶段的流浪状态,定居于重庆、桂林等地,因而小说中"故乡"和"家"的创作主题日益凸显。就小说叙述方式而言,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其早期创作底层叙事中的德性冲突此时逐渐转化成了对底层人民的美德叙述。这一变化与抗战时期革命政治对地方性资源的征用息息相关,其既是革命现代性对地方性的规训,也是地方性对革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