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毓贤仇教、恶教的涉外态度以及对拳会活动、组织采取相对宽容的“惩首解从”政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列强和教会势力及民教冲突的关切深化了其仇教、恶教及拒外心理;清廷一定程度上公开流露出对列强逼索的严重不满,对拳会活动的某种理解、抚绥态度以及清廷顽固派强烈拒外态度也使其对外交涉态度日趋强硬。这样的涉教态度与拳会政策在官方、下层民众、拳会、教会势力及西方列强等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