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驱使之下,完成的一次对部队大院孩子成长的热烈追忆的话,那么到了《太阳照常升起》,则是对之前的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的一次越界反叛。《太阳照常升起》的主角已不再是躁动着革命理想主义狂热激情的孩子,而是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推上了文革的历史舞台。姜文重新梳理和修正了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所流露出的革命者后代"集体性自恋"的优越感和失落感,从而使革命的叙事方式发生转变,从规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顺从转向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抗。到了《让子弹飞》,姜文则较前两部影片更进了一步,以想象与隐喻的方式对中国式革命的发生进行了推演和还原。而这场虚构的对革命的重新建构和演绎某种程度上是对旧式中国革命的一种回应,或者说是对未来的中国式革命的一种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