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工农兵”文学时期女作家的小说中,革命女干部/群众的关系表述常常成为知识女性身份建构的叙事支点,但不同时期的女作家对干群关系的书写存在差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我”与贞贞由启蒙到感召的复杂情谊,揭示启蒙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过程。《百合花》以军民同盟的女性关系,表现战争年代中母性之爱与女性之爱的复杂集合与节制释放。《长长的流水》中以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叠加干群关系,通过引导与被引导的良性互动,双双完成她们作为革命主体的建构。这表明女作家们面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微妙变化,努力调适自己在革命中的身份位置,重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的曲折心路。三个文本中关于干群关系的表述,动态化地呈现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变更,亦凸显出知识分子经历的多重精神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