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诗人提尔泰俄斯特别看重对外战争中的勇敢德性,忒奥格尼斯则突显内战中的德性。诗人与立法者相互影响,但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构建政治制度时,其首要目的并非战争的胜利及相应的德性。诗人和立法者都时常涉及快乐和痛苦这两种人的基本性情,无论作诗还是立法,皆不应仅仅着眼于训练人克制痛苦或取悦多数人,更重要的是培育人去勇敢地征服各种快乐和欲望。诗艺不能只服务于培养战争德性或政治德性,而应指向完整的德性,从而形塑健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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