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师”与“学生”间的过渡身份定位,使“培养”与“使用”成为影响博士后个体成长与职业发展的重要过程性因素。研究采用2020年Nature全球博士后调查数据(N=7 252),探讨身份定位对博士后职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博士后整体属于“低培养—高使用”的身份定位模式,且职业发展能力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二,“培养”是影响博士后职业发展能力的内核因素,“使用”的限度决定其效用的发挥,“重使用轻培养”将不利于内隐性职业兴趣和自我效能感的长效发展;第三,女性、文科与工科、本土、具有非学术职业意向的博士后对职业发展能力的评价相对负面。鉴于此,研究认为应重申“培养”在博士后身份定位中的价值、在考核评价中秉承适度“使用”的制度取向、建立结构化和针对性的博士后职业支持与培养体系,为博士后的个体成长与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与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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