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外交官群体,由于域外的语言接触,对中国既有的语言文字系统进行了整体返观,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变革命题——“言文一致”。在“言文一致”观的萌生阶段,呈现出一种“混沌”的原生质杂芜状态。黄遵宪的出现,扭转了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建立起单向“现代”发展的“言文一致”观。由此“言文一致”,中国语言文字“现代”的“装置”边界,已然有所打造与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