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的"礼法之争"背后实际是主权和"国本"之争,是进化理性和建构理性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国情论"和"普适经验论"之间的碰撞。这些问题虽发生在当时,但仍及于现在,引发了关于对当代中国法律主体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