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艾芜《南行记》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即便处于边缘位置,暂时放弃了启蒙,但思想意识层面上仍处于主体位置,现代启蒙与“边地”生存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相互交织。以此审视“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模式,可以看到其在肯定“边地”价值的同时,忽视了两者存在的间隙,也使“边地”被他者同化。而且,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现代中心意识的延申,忽视了“边地”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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