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攫取他国主权的一种卑劣方式,差异翻译被近代列强多次运用于中外条约的缔结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为扩大并保障对华贸易,通过《望厦条约》开启了中美的不平等关系。为攫取更多的权益,顾盛使团成员伯驾和裨治文在条约谈判和成文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利用中国缺乏外交人才的弊端,通过概念差异、表述差异和性质差异等翻译方式,擅自将美国政府的侵略诉求植入条约文本,体现了近代美国的强权外交和不平等对话关系。清政府忽视中外条约的文本翻译,不仅导致近代中美首个不平等条约的产生,而且丧失更多的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