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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经史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汉代以后,经学诠释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书写。郑玄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以殷周二代的诸侯国为例,在郑玄之前,《史记》《汉书》对殷周诸侯国数量的记载各自不同。而郑玄在注经中,通过三代异制来平衡经书异义,把《王制》的大量记载都理解为殷商制度。因此,他判定殷制、周制是弥合群经异义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考证殷代、周代制度。而在郑玄经学的影响下,杜佑的《通典》则以三代异制构建三代制度,最终构建了一套相对充分的殷代制度。但是,郑玄的注经是把经文放在五经中进行理解,进而推导出殷周制度;而杜佑则是造史,是把郑玄在注经中推导的殷周制度转变成殷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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