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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的起跑点，经过革命时期在农村地区的深耕与拓展，1949年中国共产党再次向着城市凯旋，启动全面建政。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建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对中共建政能力的考验。“二级政府与街居制”作为城市管理的标配体制，其生成过程并非格式化地从设计到实施。检视既有研究，侧重点多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中观研究相对薄弱。从中观层面出发，以南京为考察对象，有两个发现：一是从大都市的“四级政府→一级政府→二级政府”的确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存在路径依赖的痕迹，此为结构的变动；二是基层自治组织从名称、功能均不同的治安委员会、人民服务队等组织到统一的居民委员会，其间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和城市居民，是制度变革之际不可忽略的能动因素。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助推了制度的跃迁。剖析新中国城市体制的南京样本，不仅呈现了历史的复杂面向，更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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