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的中介效应,为大学生抑郁的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多阶段随机抽取广州市高校大学生1 563名,采用生存理由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分析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间的中介效应。结果:生活事件、抑郁水平、生存理由的总分分别为(67.10±25.18)、(40.04±8.57)、(151.42±23.28)分;生活事件总分与抑郁水平总分呈正相关(r=0.371,P<0.01),与生存理由总分呈负相关(r=-0.167,P<0.01);生存理由总分与抑郁水平得分呈负相关(r=-0.412,P<0.01);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较好(χ2/df=10.460,RMSEA=0.078,CFI=0.945,IFI=0.945,NFI=0.939)。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33%。结论:广州高校大学生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提高大学生生存理由可能有助于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抑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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