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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与我的世界》是曹聚仁晚年病中之作，从香港初版到内地再版的过程中，其副标题由《未完成的自传》调整为《回忆录》，而实际上借由记录时代历史，他也完成了自我表达和主体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将眼光从“我的世界”重新放回作为传主的“我”的身上，可以进一步理解曹聚仁在抗战时期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其思想方式。作为战地记者，亲历战争及流亡的生命经验，反而促发他向内寻找精神支援，其中，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继承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内在线索。“反理学的态度理解理学的深度”的“乱世哲学”是他在战时因应现实、寄望未来的思路，也是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行世的自况。身处“在而不属于”的位置，曹聚仁始终感到时代与个人、现实与思想、新与旧互相拉锯的张力，而“回忆录”的形式及其所承载的写“史”的宏愿与“哲学”的建构，或是一种弥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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