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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仁宗朝宋夏战争激起边塞诗的写作热潮。梅尧臣、苏舜钦尤具参与感,各以"通儒—幕僚""烈士—武将"两类虚构的"文化人格—政治角色"为中心将边塞诗汇成风格独特的文本系统。梅注《孙子》,欲入边幕,其边塞诗因幕僚思维和儒者认同,一则重视析理建策,关注幕僚群体,二则承载悲悯情怀和通儒理想。苏作边塞诗鉴于宋将无能,由烈士向慕导向武将想象,发扬中古边塞诗的抒情传统,形成公私话语的背反。梅顾虑儒者论兵,苏反思烈士人格,又可见政治文化的影响。梅、苏的边事书写不仅集中显示两人诗风的差异,亦标志宋代边塞诗形成自身特色,这表现为写作内容的现实指向、心态的时代性及范式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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