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林语堂与英语文化大刊《纽约客》的相互影响分为三个阶段。1935—1941年间,栏目主编费迪曼等人对林语堂的随笔与小说并无特别好评,但格外重视他在战时"对外讲中"的身份,林语堂也因此调整写作策略;1942—1943年,林语堂作时事政论集《啼笑皆非》,与费迪曼的一系列地缘政治新书评论相辅相成;1943年后,在中美主流报刊对林语堂的批评声中,唯有《纽约客》给予《啼笑皆非》正面评价,并对林语堂回到中国后宣传抗战有所期望。林语堂的作品在与《纽约客》评论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探索流变,具体而微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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