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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大利亚努力建立一种蓬勃向上的民族文学,以摆脱作为英国附庸身份的尴尬。澳大利亚文学的精神追求表现在塑造与恶劣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典型丛林英雄,以及在艰苦丛林生活中不离不弃的伙伴情谊。但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却偏离了塑造民族英雄的轨道,因此被批评为"怪诞"。这种批评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一些人对后现代思潮的误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后现代时期国际化与民族化、差异化与同一性、平等性与权威性之间的文化博弈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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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