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辞章到学术,再由学术到辞章,是姚鼐一生两次重要的文化转向。姚鼐最先以辞章名世,拜师戴震被拒刺激他由辞章转向考据,然其考据实践及四库馆中被边缘化经历又促其从考据回归辞章,并汲汲营构了一个与汉学相抗衡的桐城文派的文统。桐城古文的兴盛及古文为文章正宗的理论促使阮元诸人从小学、《文选序》诸方面正本清源,欲将古文驱逐出文之系统,以此确立骈文的正统地位。桐城古文与骈文之争持续至清季民初的北京大学,以桐城派的最终退出北大讲坛结束。新文化运动则将二者视为"妖孽"、"谬种",作为旧文化典型一并驱逐。骈文、古文,相争相成,本质是汉宋之争;新文化运动与《文选》派、桐城派之争,根本则在新旧之争。诸种对立冲突源自"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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