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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的文献从未出现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这一提法是在近代反传统意识下提出的，而且在话语呈现和褒贬旨趣上与古代士人的相关话语“原型”具有鲜明的差异。班固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来赞颂汉武帝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推动汉代制度儒家化中所推进的官僚队伍的儒家主体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班固对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上贤良对策的概括。董仲舒力图在汉武帝推进汉帝国政治秩序重构的实绩基础上，立足“《春秋》为汉制法”的政治旨归，从治道和人事两个层面体系化建构儒家式“大一统”的汉帝国。而近代学人在“反专制”“倡民主”的思潮下对董仲舒的批评是现代性的一种“误解”,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所阐释的以儒家式“大一统”理念重构汉代政治秩序，并以教化方式推贤进士的善治理念，塑造了汉代以降王朝的制度雏形和士人、庶民的政治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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