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防范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的基本职能,而公共风险由私人风险转化而来。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构建了一个以调节经济总量为中心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模型,其初衷是防止经济波动可能导致的公共风险。这种政策虽缓和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伤害,但也使得政府财政自身成为公共风险的重要源头。一定意义上,这导致了"处置风险的风险"。随着人类进入后现代的"风险社会",公共风险形态和特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财政政策应顺势求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财政政策应转向行为调节和引导预期,突出对市场机制和社会发育的促进,使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形成自我防范化解风险的机制,从而避免大量私人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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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