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靖康元年(1126)至绍兴元年(1131)南渡历史的重要在场者,陈与义在特定的写作场中以诗歌纪行的形式,浓缩社会现实、承载历史事件,引发情感激荡、贮存集体记忆;以相似的避乱经历和深刻的精神共鸣,构筑起学杜由刻意转向自然的新路径,重塑了简斋体雄浑沉郁、悲慨奇壮的诗境;以厚重纪实的诗体叙事、浸润生命的自传意识,实现了两宋之际士大夫从书斋文化到家国情怀的精神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