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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在反垄断监管领域，约谈已经成为监管机构不可或缺的规制工具，虽然具有现代化市场监管工具的面向，但更多的是本土逻辑下的现实演绎。这就导致反垄断约谈制度面临实效难题，具体表现为约谈之启动存在泛化风险、约谈之实施缺乏程序控制、约谈之回访忽视梯次衔接。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实效难题，理论困境一览无余，法教义学和公共利益理论都无法对反垄断约谈制度进行有效回应，“理性-工具”范式陷入窘境。回应性规制理论以其具有的“商谈-建构”色彩，对反垄断约谈制度进行了有效回应，二者具有谱系亲和性。为解决反垄断约谈制度的实效困境，需要在回应性规制的理论视阈下进行制度构建，坚持支持优先的约谈理念、实现约谈主体的多元化、合理界定约谈范围、加强对约谈实施全链条的程序控制，并在约谈回访过程中阶梯式配置监管工具，从而为反垄断监管提供重要的制度创新补给，推进反垄断监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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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