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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贫富分化历来都为论民生者所重视。自杜甫开创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写作程式之后，中晚唐民生诗普遍选择通过戏剧化的贫富对比来达到批判现实、关怀民生的写作目的。进入宋代，政治地位的提高促使士大夫不再以局外人的身份指点江山，而是站在上位者的立场表现出对民众的自觉趋近，将社会视作一个上下牵连的有机整体。同时，他们在政务实践中开拓了视野，对于民间疾苦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悯农”,不同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乃至农人内部的需求分化都被纳入了观察范围。与这些转变相应，宋代民生诗逐渐突破了传统的怨刺模式，在写作内容、价值取向和情感基调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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