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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宫观官制度对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文人居乡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通道，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北宋后期，颍昌诗人多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经历，宫观官成为他们晚年的重要身份印记。退居颍昌的“元祐党人”逐渐将诗歌酬唱作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重心，韩维晚年领任宫观官里居颍昌期间，发起和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英会。徽宗即位后，苏辙提举太平宫移居颍昌，宫观官身份集合了他晚年自我写真中标举的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并最终促成了“颍滨遗老”形象的定型。而此时由苏辙邀约的苏门成员群体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可视为他们公布于世的归隐宣言。北宋末期活跃在颍昌地区的许昌诗社承传了这种慕陶精神和苏门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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