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