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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论女学》,确立了他一生言说女性议题的基点。西学不只是作为理论支撑，更成为渗透在《论女学》全篇的底色。其中的愤激之言不应以鄙视女性一概而论，“爱之深，责之切”或许更近于事实。梁文提出的“女学强国”论影响巨大，经元善主持的上海中国女学堂即受此论感染而创办，梁启超介入办学的史实亦有必要发覆。更值得关注的是，梁氏代笔的同人公拟《倡设女学堂启》与《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与表达一己之见的《论女学》之间存在着歧异，这在中国女学堂有意聘请的两位女教习申述拒绝到任理由的信中已得到证实。进入民国，梁启超的关注更多转向女性适宜从事何种职业。1922年，他为女性指点的四种最优职业确有相当的前瞻性。可以说，自晚清开始，梁启超始终在追踪世界潮流，把现代中国的女子教育问题放在西学西制的脉络中阐述和把握。早年，他看重女性作为社会成员与国民的身份，故强调女学与强国的关系；民国后，偏向女子教育的特殊性与适宜性，甚至有意凸显女性作为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的角色。其前后的变化多半都是因应时事所做的调整，而其间唯一不变的，则是始终以女学为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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