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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封禅典礼遭到"非古""不经"的斥责由来已久,由检讨可知,此二说均难以成立,自阮元、孙星衍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就封禅之渊源进行过探索。在学界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有必要对封禅的经学依据进行系统的梳理。汉代谶纬之学已对封禅进行过主动的理论建设,就残存的纬书来看,封禅的功能在于考绩,封禅的现实依据在于天下治平已得到一定的彰显,这在《白虎通》中更有较成规模的理论建构。更早的《诗》《书》等六经经文则显示,聚土为封,除地为坛即禅,于山顶祀天告成是封禅的古义,此义与天子巡狩检视天下,最终以太平功成而告天的仪节相汇合,明堂的起源亦与之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八书"中设置《封禅书》,与封禅在六经中的古义一脉相承,并且他又接受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地泰山封禅说,将两者糅合起来构筑其政治哲学。从礼治模式上看,封禅是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其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将封禅强行拉回现实中去实行它,自然要遭到司马迁的斥讽。而现实封禅实践中所蕴入的封禅者的私心,则逐渐使封禅典礼徒有其壳,从而表现出了"礼仪的蝉蜕化"这一制度史变迁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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