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现代化过程中,关于“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讨论实质上是强调从“世界作为方法”到“世界作为目的”的转变,凸显了“非西方”世界的主体性及其建构。然而,无论是“以世界为方法”还是“以世界为目的”,在根本处都是存在无忧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实质是“人类何去何从”,人类面临整体性生存危机,亟需我们转向“人类”的叙事。当今时代,个体与类一定程度上已互为本体,“人类”必须同时作为“目的”和“方法”。“以人类为目的”意在凸显群体、个体的主体地位,它与那些不“以人类为目的”而只是本能地“以自己为目的”的狭隘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当今时代人们更需要自觉地“以人类为方法”。作为方法的人类,意味着一种人类整体的视野和情怀、人类共同主体的自觉、人类原则高度的规范。中国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主张,都贯穿着“人类”逻辑,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下为天下”的智慧结晶,是既“以人类为目的”又“以人类为方法”的行动方案。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增强民族性及其对人类性的贡献,而是要自觉地加强基于人类性的民族性提升,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或者说,“以中国为方法”的最高境界乃是自觉地“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