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新时代中国变革性实践以来,地方政府价值主张和治理理念发生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制度安排能否更好地改进城市生产效率,其演进轨迹与内在机理是否呈现新的特征,成为亟须回应的问题。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系统GMM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估计方法,并考虑财政透明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系统检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以及财政透明对两者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为缓解内生性问题,运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地方政府贫困治理注意力指数,并将其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居中不良”效应,两者呈U形关系,这种关系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主导;财政透明使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同时使U形曲线的拐点向左平移。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结论在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别是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财政透明对财政分权与技术进步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截然相反。此外,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处于高门槛区间时可以放大信息化水平、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财政透明与对外开放具有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外开放与市场一体化“替代效应”的张力。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新时代下财政分权制度的经济效应,为地方政府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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